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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現代化研究

農業現代化研究

關于農業現代化的概念


    什么是“農業現代化”?就“現代化”一詞的本意而言是指使某一事物達到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因此,農業的現代化當指使農業發展達到最近的國際水平。然而事物總是不斷地發展和變化,“現代化”的內容不可能一成不變。因此,僅就概念而言,“現代化”所指十分寬泛,它在時間上沒有確定的外延,空間上也無確定的內涵,所以“現代化”不是嚴格的科學范疇,也不是什么理論性的概念。

    一種較為通行的做法是將“現代化”泛指近代工業經濟興起以來的社會,以之區分傳統農業社會,因而“現代化”就成了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一種轉變。“農業現代化”也就成了傳統以直接經驗和手工工具為基礎的農業向以現代實驗科學和工業技術裝備的農業的一種轉變。然而社會在不斷演進,繼制造業為主體的大工業社會之后是電子社會并逐步邁向信息社會。因此,無論從哪一種界定來看,“現代化”既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也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因它的參照系是國際社會。因此,它同時是一個世界性概念。

    說它是歷史的和發展的概念是因為它既指生產力性質的根本轉變,又名含生產力由低到高、由量到質演變。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社會的不斷進步,現代化的內容與衡量標準會有所更變;說它是一個世界性的概念是因為“現代化”有一些共同的內容和客觀標準,它不會因社會制度或各國條件的不同而有什么根本區別。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實現了現代化不能孤立地從本國范圍來考察,而應將這個國家置于整個世界經濟體系,與技術、經濟上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進行比較。只有在技術、經濟上超過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時才可算實現了或基本實現了兩化。農業的現代化自然也不例外。

    農業現代化是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業生產力的提高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會推動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也會影響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農業的現代化不僅是改變農業與農村落后面貌的根本出路,也是保障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另一方面,農業現代化也不能脫離現代化工業、交通運輸及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支援。如果就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而言,農業現代化本身就意味著社會經濟形態的轉變。


對農業現代化認識的發展


    農業現代化雖然是各國農業發展的趨勢,也有一些國際認同的標準和內容。但因各國的自然、地理、政治、經濟、歷史及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所采取的具體步驟與措施會有所區別。例如,僅有農業機械化而言,因天賦資源的差別,美國、加拿大等國的農用機械以大型和超大型的特點;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多以中型農機為特點;日本和我國臺灣則以小型農機為特點。同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時間上也有差別,美國起步晚于西歐但最早實現,西歐國家緊隨其后,而日本則遲至70年代才實現。但在農用化學品的發展方面,日本和西歐無論在起始時間還是使用數量上相對于美國均遙遙領先。許多事實表明,各國因國情不同,農業現代化進程及技術選擇往往不盡相同。完全無視國情而盲目效法,往往事倍功半,欲速不達。

    但在實際發展過程中,人們對農業現代化的理解常常出現錯誤和偏差。例如,新中國建立后,政府為改變農業的落后面貌,明確提出了農業現代化。然而我們為現代化所設定的目標基本上是對發達國家農業現狀的一種經驗描述,并未提升到理論高度進行系統思考。因而得出了“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的判斷。一味在機械擁有量上與發達國家攀比,甚至將這樣的“趕超”當群眾運動來辦。農業機械化被當作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第一重要目標,多次定任務、定計劃、定指標。1971年在毛澤東指示的“十年大解決”期限到來后國務院召開了第二次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竟將機械化進展緩慢歸因于“在要不要農業機械化和怎樣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兩個階段、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號召人們以“只爭朝夕”的革命精神加速農業的機械化。并提出了五年和十年的奮斗目標。1978年的第三次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上進一步提出“全黨動員,決戰三年,為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而奮斗”的口號,要求到1980年全國農、林、牧、漁、副主要作業的機械化程度達到70%。農業機械化進程已不再是一種經濟需要和經濟過程,而演變成了一個行政過程和一種政治需要。這種脫離客觀需要的為機械化而機械化的努力最后自然以失敗告終。然而這種對農業現代化的片面認識及盲目攀比的后果不僅是造成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巨大浪費,而且損壞了“農業現代化”在農民群眾中的信譽和形象,挫傷了他們從事農業技術改革的積極性。

    在美國,因為人們對農業發展制約因素判斷準確,很早就開始邁向農業機械化。但人們對農業現代化的認識仍在不斷發展。最初的“農業現代化”基本上等同于農業的機械化。后來隨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化學工業的發展,農業現代化又加上了良種化、化學化和水利化。而且這種模式曾作為“綠色革命”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推廣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后來發現過分依賴石油等不可再生資源及長期大量使用農用化學品有著極大的危險,尤其是70年代的能源危機和生態危機使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認識到,過去那種農業有過于注重技術系統和經濟系統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它的生態系統。因此,各種旨在取代常規農業的替代農法紛紛出現,力求尋找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雖然直到今天在西方常規農業仍占居主導地位,但越來越多的努力已放在如何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致力于保護自然資源。例如,1977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從我們反映的現實情況來看,令人擔心的是富裕世界正在沿著錯誤的方向走下去,而貧窮世界也力圖跟著它們犯同樣的錯誤。能源危機才僅僅開始,并孕育著更大的危機。我們相信,農村世界必須改變農業生產方法,使這種生產少依賴高能耗的投入(化肥、殺蟲劑及重型機械設備),而更多地依靠自然平衡——即依賴人類適當管理和可再生投入(如太陽能、水、作物輪作、廢物循環等)之間的相互作用”。國際著名的思想庫羅俱樂部1981年在《關于財富和福利的對話》的報告中也指出:“經濟與生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生態遭到破壞的世界里不可能有福利和財富的。……一面創造財富另一方面又大肆破壞自然財富的事業,只能制造出消極的價值或‘被破壞’的價值。”

    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近一二十年來西方農業發生了許多變化。70年代以來一些新的農業研究機構紛紛建立,如荷蘭的“生物農業方法研究委員會”(1970),法國的“國際有機農業運動同盟”(1972),美國的“羅戴爾有機農業研究中心”(1974)和“美國替代農業學會”(1980),等等,這些機構正越來越多地得到公眾和政府的支持。例如,1988年美國國會撥款390萬美元,1989和1990年分別撥款445萬美元支持替代農業的研究。雖然這只占美國農業部研究和教育預算的0.5%,但它畢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也預示著未來農業的一種發展方向。

事實上,人們正在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農業的現代化。人們的視野不再停留在經濟的增長、技術的變化和環境的保護,也進一步延伸到了社會發展和社會公正方面。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指出:“世界的貧困問題主要是200萬個鄉村的問題,也就是20億農村居民的問題”。“在貧窮的國家的城市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農業的現代化還應著眼于改善農民的生活,縮小城鄉差距。農業的現代化不能不考慮這些與農民的切身利益及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問題。

    總之,社會在不斷向前發展,人們對農業現代化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它在技術上由機械化、化學化、水利化到電氣化、生物工程化、綜合化和信息化;在觀念上由原來一味追求經濟增長到注重經濟、生態與社會發展的協調與統一。如果仍然將過去工業化的農業等同于農業的現代化,則永遠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的目標


    各國農業現代化的道路雖然不盡相同,前進的速度也有差異,但它們都希望到達同一個目的地;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奮斗與成功,預想與結果會有一定的距離,但這不妨礙人們朝共同的方向努力。

    什么是農業現代化的目標?這應當包括三個方面,即發達的農業、富庶的農村和良好的環境。

    發達的農業就是要努力提高農業生產力,將目前低產低效的農業建設成高產高效的農業,使社會對農產品的需要能夠得到充分的滿足,從而為整個國家經濟的現代化奠定穩固的基礎。

    富庶的農村就是要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穩步提高農民的收入,縮小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方面的差距。

    良好的環境就是要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避免對自然資源掠奪式的開發經營,注意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為農業的穩定發展、資源的持續利用創造良好的條件,為人民工作與生活創造美好的環境。

    總而言之,農業的現代化應當建立在經濟上可行、生態上適應、社會可持續的基礎之上,利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從廣度和深度來改進和協調農業生態、技術與經濟這三個系統,使之在和諧中發展,在互動中前進。


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的區別


    雖然“農業現代化”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現代農業的具體內容總以一定的時間為條件,但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還是有顯著的區別。

    各國學者對傳統農業(traditional agriculture)的上線并無一致意見。不少人將近代工業農業以前的農業統稱為傳統農業。在西方國家尤其如此,他們認為傳統農業存在于多種制度形式之中,近代以前的農業在時間上雖然漫長但并無本質區別。在中國一般傾向于將鐵器農具出現一直到近代工業農業之前的農業稱作傳統農業。其特點是鐵制農具代替了原始石器、骨器,畜力成為重要的生產動力,一整套農業生產技術措施逐漸成形。現代農業則是在現代工業和現代科學技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農業體系。與傳統農業相比,它更依賴以現代實驗科學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農業技術體系,而不是單憑世代積累的傳統經驗。在生產工具上它依靠現代化工業裝備完成了由人力、畜力耕作到機械化、電氣化和自動化操作的轉變。

    更為重要的是現代農業在經濟形態上已經完成了由傳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向社會化大生產為特點的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的演變。傳統農業基本上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農業。在傳統農業中農產品的商品率,尤其是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商品率遠低于40%,而在現代農業中則遠高于50%;在傳統農業中,商業性投入在總投入中的比重一般低于30%,而在現代農業中商業性投入一般高于30%;在傳統農業中農業勞動占社會總勞動力的50%以上,而現代農業中農業勞動力在總勞動力中的比重往往低于10%。

   區別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的一個關鍵特征是現代化農業生產建立的商業性新型投入物的基礎之上,而傳統農業的投入物大多來自農業基本經營單位的內部。這些新型投入物的特點是必須在農場以外購買,如雜交品種、無機肥料、農用機器等,農場本身無法自己生產。新型投入物應用得越多,相對勞動、土地之外的資本投入也越多,而技術構成的水平越高,每個勞動者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數量也就越多。因此,現代農業的一個主要特點是資本的有機構成高。

    1910-1960年的50年中,美國農業土地投入在總投入中的比重大體不變,但勞動投入減少了45個百分點,資本投入上升了44個百分點。而受經驗形態的影響在傳統農業中資本相對于土地與勞動顯得不怎么重要。物質和能量多在農場系統內部呈封閉式循環。在現代農業中則呈開放狀態,因而農業也就分工細密、生產高度社會化。


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動力與條件


經濟轉型的必然性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最大的區別不一定在具體形態的技術方面,而是整個農業發展的環境方面。原有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不復存在,代之以高度商業化的生產,而高產商業化的生產又必然導致生產專業化和社會化的發展。技術發展既是推動這種變化的力量,也是這種變化的表現。因此,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實質上是一種由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及后工業社會的轉化。

    在所有發達國家中農業總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均沒有超過10%。丹麥、澳大利亞為5%,法國、日本為4%,加拿大為3%,美國和聯邦德國僅為2%。但這決不是說,這些國家農業生產率低下。恰恰相反,它們當中絕大多數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美國每年有30%以上的農產品必須投入國際市場,1970和1980年美國谷物出口占世界谷物出口總量的50%左右,1982在美國玉米出口占世界出口總量的71%,小麥出口占42%。此外仍有大量庫存,常年在1億噸以上,占世界谷物庫存的50%。但盡管這樣,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僅為2%,農產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也只有15%。澳大利亞、丹麥和法國農產品出口分別占總出口的34%、26%和17%,然而農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都不超過5%。相比之下,中國農業總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為36%(80年代以前通常為40%),而農業人口高達71%(1980年以前為80%以)。農業人口比例甚至高于泰國、埃及和印度。在發達國家中盡管農業生產量很高,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卻都沒有超過10%。即使是人多地少的日本農業人口也不過8%(目前則為6%)。

    以上分析說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與社會經濟轉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R.Bicanic(1972)的研究表明 ,當農業人口呈絕對數增長時農產品市場的擴張極為緩慢,農業只能處在一種自給自足的狀態。因農村人口的增加,農場進一步細化,農村勞動力剩余與不充分就業的情形亦不斷惡化。但是當農業人口基本穩定并相對下降,農產品市場將有所擴大,商業性農業開始發展;當農業人口無論從絕對數還是相對數均呈下降的時候,農產品市場將顯著擴大。因農業勞動力數量大幅度減少,農場平均規模將不斷擴大,人均負耕面積也相應增加,從而改善了農業內部的人地比例關系,為帶動生產率的提高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農民不再象從前那樣追求單位面積的農業產量,而是追求勞動最大產量,這最后一階段在美國和西歐大多發生勞動力大規模向非農轉移。從而使農業中節約勞力技術的發展成為一種客觀需要。

美國1949年農業人口已下降到23.2%,1979年又降至2.8%。日本農業人口1950年為62.5%,1988年已下降到6.9%。相比之下中國農村人口1950年為總人口的83.4%,到1979年仍高達84.6%,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的比重1979年為72.5%,至今仍在60%左右,說明中國仍處在經濟轉型的第一階段。農業人口及農業勞動力的絕對數仍有增無減,嚴重妨礙了我國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因此,中國農業及農村的落后,決不僅僅是個農業的問題,而與經濟轉型的緩慢及人為的城鄉分割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


轉型過程中工業與農業的關系


    農業的現代化有賴于經濟結構的轉變,但這種變化應該是為農業提供更多的機遇和更好的發展條件而不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

    在傳統社會中現代工業沒有或尚處于萌芽。欲使現代工業成長農業往往要先進一步。因為工業化初期60%~80%的人口從事農業,至少50%以上的國民收入也直接來自農業,因此,農業有必要也有能力為工業的啟動積累資金。西歐產業革命之前即有農業改良運動;美國工業化進程與第一次農業革命并肩而行;日本蠶桑業成為日本經濟起飛的“功勛產業”,而中國臺灣的“米糖農業”為臺灣工業化的發展也立下汗馬功勞。中國洋務運動期間,洋務派曾極力推行“機船礦路”的路線,然而中國新工業中唯一發展迅速且最有成績者是與農業有密切聯系的防織工業;這些都說明工業的發展往往以農業的發展為其必要條件。即如費-接尼斯模型(Fei-Ranismodel)所指出的那樣: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出現的剩余產品既為現代工業的起步提供了資金積累,也為輕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材料;農業剩余產品的出現是農業勞動力向工業流動的先決條件。農業生產的停滯會對工業的擴張產生直接的影響。例如,1959-1961年因“大躍進”所導致的我國農業的危機,使得“重工業化”的發展戰略不得不從1962年暫時讓位于“農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可見,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農業并不是被動地等待或配合新興工業,而是在一種互動中相互推進。因有農業支援工業,工業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發展,從而創造更多非農產業部門的就業機會,為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和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創造條件。

   經濟轉型的意義當然不只是一個日益擴大的農產品市場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它也關系到通過結構變化來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農業生產的機械化、電氣化與自動化離不開工業的裝備,農產品的運銷有賴于交通運輸系統的改善,而農業生產資料的供給和服務則需要多個經濟部門的支援。

    總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工業與農業發展互為條件,它們應當在一種良性互動中前進。那種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發展工業的做法,不僅有傷農業,最終也會對工業的進步發展形成制約。這方面我們已經有了深刻的教訓。以前我們只重視農業對經濟發展“產品貢獻”的能力,而忽視了農業對經濟發展的“市場貢獻”。而事實上象中國這樣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農業“市場貢獻”相對于“產品貢獻”意義更為重大。美國機械制造業發展最快的階段,正是美國第一次農業革命時期,美國農業對機械產品的巨大需求是制造業得以迅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而我國的工業發展則不是這樣,工業化主要依靠內部投資需求的擴張,致使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受到農村市場需求不足的約束,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影響經濟轉型和農業發展的其他因素


    無論是工業化、電子化、信息化還是農業的現代化,都不是物質、技術或經濟的簡單量變或重復,而是生產力乃至整個社會的深刻的革命。推動這場革命的除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外,教育與科學技術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生產手段的現代化、生產技術的現代化及生產組織管理的現代化都需要借助于科學技術。開發新技術的能力取決于一個國家科技的規模和水平,應用新技術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高水平的全民教育。早在1935年美國經濟學家J.R.沃爾什就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到60年代T.W.舒爾茨對此又作了系統的論述。指出: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必須依賴于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而事實上人的知識和技能等人力投資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較前者為大。因此全面的資本概念應包括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兩個方面。其中人力資本的主要成分是教育資本。它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源泉。現代資本積累的重點應逐漸從物質資本轉向人力資本的積累。實際情形也確是這樣。縱觀美國、日本等國農業的歷史發展,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經濟就是重視投資教育與科技。

    無論是加速經濟結構的變化、發展商品經濟、投資科技與教育,還是增進農民的福利,都離不開政府在政策和法令上正確的引導、支持與保護。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尤其是第二與第三階段很容易出現農民與非農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因此發達國家大多通過有關政策,遏止城鄉差距的擴大,以實現社會公平。歷史證明:政府政策完全有可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并協調好生產關系,但也可能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使生產關系進一步惡化。農業現代化進程順利與否、快慢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政策。因為只有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真正被調動起來了,農業生產就有無窮的潛力,而現代科學技術與現代工業的裝備會使新一代農民如虎添翼。

    總之,農業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的決不只是農業部門,應將影響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各因素綜合考慮,進行全面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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