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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農業交流

中外農業交流

中外農業交流,由來已久。中國自古以來以農立國,是世界三大起源中心之一,現在廣大人民衣食所資的粟、黍、稻、麥、豆、麻等重要作物都是中國先民在原始時代馴化栽培成功的,有些是在世界上最早馴化栽培成功的。

    粟、黍是我國最古老的栽培作物,是世界公認的粟、黍的發源地。李璠先生指出,粟和黍在我國最早馴化栽培后,培育出許多新品種,并在較早的歷史時期,傳到西方石器時代的瑞士湖居。粟從中國向北發展,傳到朝鮮和日本,然后傳播各地。美籍教授何炳棣先生通過考古、植物、語言、文獻等學科多方面求證得出結論:粟和黍“是華北半干旱黃土區的原生植物,……東南亞各地,南亞的印度半島,亞洲大草原區直迄東歐、中歐的粟屬和黍屬都是史前及有史時代由中國傳去的。”

    一般認為,迄今為止,日本的稻作栽培時間最早約在繩紋晚期和彌生早期(約公元前5~2世紀),源自于中國大陸。據研究,史前時期中國大陸的稻作傳入日本可能有三條途徑:一是北路,經由華北,過朝鮮到日本九州;二是中路,由長江口太湖流域渡海到九州;三是南路,由沿海的島嶼臺灣、硫球等傳到九州。而中路又可能有兩種方式,一是由長江口先至南部朝鮮,再至九州;另一路則直達九州。20世紀70年代河姆渡遺址、80年代大連大嘴子遺址、90年代高郵龍邱莊遺址等稻作遺存的出土,為中國大陸早期稻作的東傳日本增添了新資料。

    漢武帝時,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和騷擾,先后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兩次派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西亞各國共同抗擊匈奴。張騫這兩次出使,一方面聯絡了西亞各國,在外交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時又開辟了從中國到中亞、西南亞,直到歐洲大陸的通道,把歐亞大陸連接了起來。中國的蠶絲和絲織品便沿著這條道路源源不斷地輸出到西南亞和歐洲,因而后人稱這條通道為“絲綢之路”。與此同時,原產于歐洲、西亞的一些農作物,也開始傳入我國。據古籍記載,這一時期傳入我國的農作物有葡萄、苜蓿、核桃、大蒜、黃瓜、芝麻、豌豆等。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盛世,我國與西域的交往也相當頻繁,這一時期又有一批西域的作物被引入我國。據《酉陽雜俎》和其他一些文獻的記載,當時引入我國的作物有波斯棗、偏桃(又名巴旦杏)、菠蘿蜜、油橄欖、胡椒、菠菜、西瓜等。

    中唐以后,吐蕃崛起,控制了河西和隴右,從而阻塞了唐王朝與西域的貿易通道。中外商人便開辟了一條從中國的廣州,經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到波斯灣的末羅國(伊拉克巴士拉),再西行到縛達(伊拉克巴格達)的海上絲綢之路。宋元時期,這條海路發展到了空前的程度。據記載,這一時期引入我國的農作物有占城稻、胡蘿卜、涼薯(又名土瓜)、南瓜等。

    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打破了美洲與世隔絕的局面,從此一些美洲的農作物便開始傳入菲律賓,再由菲律賓傳到南洋各地,并進一步傳到我國。因此,大量原產美洲農作物的傳入,構成了我國明清時期引入海外作物的一個重要特點。據記載,當時引入的農作物有番薯、玉米、煙草、花生、馬鈴薯、辣椒、番茄、菜豆(又稱時季豆)、結球甘藍(又稱包菜或卷心菜)、花菜和向日葵等。

    鴉片戰爭前后,在中國傳統農業處于困境、無力應付的時刻,西方的農業在近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的裝備下,獲得了迅速的發展。隨著西學東漸,西方近代的農業知識便隨同生物學一起傳入我國,從而引起了我國農業的變化。

    近代中外農業文化交流的主體成分是中美兩國之間的交流,這是因為美國因特殊的資源優勢和歷史條件,18、19世紀一直以農立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農業科技。近代中美農業科技交流與合作始于19世紀末。初期工作主要限于圖書文獻的譯介和農業知識的傳播、生物資源的專項考察及不對稱交流也是主要內容之一。較為正式且有組織的交流與合作活動始于20世紀。1925年金陵大學與康乃爾大學開展校際合作,訂立中國作物改良合作計劃,是為中美農業技術合作之濫觴,后來又有中國農具改良合作、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等。

    新中國農業對外交往與經濟技術合作,是國家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列為農業整體工作中的重要方面。中國農業部、林業部等都設有專管外事工作的機構,根據不同時期和不同要求,按照“平等互利,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原則,同世界各國聯系交往。目前,中國已與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農業對外交往與經濟技術合作。

    中國的農業對外交往,隨著國家對外關系的發展,既積極同一切已有外交關系的國家建立政府間的農業交流合作,也努力同尚未建交的國家和地區開展民間的農業友好往來,在不同時期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合作關系,各有側重,并經歷一些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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